今年十月双节假期,回太原家里为我父亲庆寿。按农历的纪年方式,父亲今年九十岁了。虽然我母亲这些年重病在身,且陷落在重症监护室里已有数月,但,人生能有几个九十岁?
所以,我们还是为父亲张罗了一个小规模的寿宴和亲人的聚会。

我的母亲、父亲、长兄、祖母、叔伯姑嫂们——我们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栋五层楼房的不同楼层。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系(如同许许多多的奥斯曼家族)同住一栋石造大宅。1651年,他们将石宅出租给一家私立小学,在隔壁空地盖了后来被我视为家的现代建筑,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在门面上张贴一块饰板,上面写着“帕慕克公寓”。我们住四楼,但打从脱离母亲怀抱,我便在整栋楼房里趴趴走,也记得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在最后一位单身伯伯终于搁下报纸去结婚后,他的新婚太太搬进她将看着窗外度过半世纪余生的一楼公寓,带了她的钢琴过来。没有人弹过这架或其他几架琴,或许这正是我觉得如此哀伤的原因。但不只是没人弹的钢琴而已。每一间公寓里还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虽然我偶尔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地方藏小汽车。屋内有珍珠镶嵌的废弃书桌,不见头巾的头巾架,后面未藏任何东西的日式屏风和新艺术帘幕。书房里的玻璃柜内,放着我那医生伯父积尘的医学用书:打从他移民美国之后二十年来,谁也没碰过这些书。在我童稚的想法里,这些房间的布置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每隔一段时间,某间客厅里的咖啡桌或雕花斗柜会消失不见,结果出现在另一层楼的另一间客厅。)祖母若是觉得我们在她的银丝椅上坐没坐相,便会提醒我们注意:“坐直了!”客厅不是让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为某位假想中的访客展现这是一户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馆。斋月期间不斋戒的人,身处这些玻璃柜和毫无生气的钢琴当中,或许比盘腿坐在摆满座垫和长椅的房间里来得心安理得。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脱离伊斯兰的律法,却没人知道西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因此你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富裕人家看得见客厅博物馆,之后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国各地的客厅都看得到这些杂乱沉闷的西方摆设。随着1970年代电视的到来,这些摆设才不再流行。一旦发现原来坐在一起观看晚间新闻如此愉快,大伙的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小型剧院——虽然你仍听说古老的家族把电视摆在中央过道上,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由于楼层间往来频繁,我们这栋现代公寓楼房里的门通常不关。哥哥开始上学后,母亲让我独自上楼,或者我们一块儿走上楼去探望卧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厅里的薄纱窗帘总是拉着,反正影响不大,因为隔壁的建筑距离很近,房间昏暗得很,早晨时分尤然,于是我会坐在大张的厚地毯上,发明游戏自己玩。我把某人从欧洲带给我的小汽车排成整齐的一行,一辆辆进入车库。随后,我以地毯为海洋,桌椅当小岛,让自己在小岛间弹来弹去,脚不踩到海水(几乎就像卡尔维诺笔下的男爵一辈子在树和树之间跳来跳去,脚不着地)。若玩腻这种空降冒险或把沙发椅臂当马骑的游戏(其灵感可能来自黑贝里亚达的马车回忆),我还有另一个在成年后每逢无聊仍会玩的游戏:我想像我坐的地方(这间卧室,这间客厅,这间教室,这个兵营,这间病房,这个政府机关)实际上是别处。白日梦做累了的时候,我便躲入摆在每张桌上、每面墙上的照片中。由于不曾见过钢琴用作其他用途,我还以为家中摆钢琴是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厅里,没有哪个平面不是布满大大小小的相框。最显眼的两幅大肖像照,挂在未曾使用过的壁炉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装照,另一幅则是1934年过世的祖父。从照片挂在墙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摆的姿势(稍微侧身朝向对方,这仍是欧洲王室伉俪邮票流行的风格)来看,任何人走进这间博物馆客厅跟他们高傲的目光相遇,都会立刻看出故事得从他们讲起。他们两人都来自马尼萨附近的戈尔代斯;他们的家族被称为“帕慕克”,因为他们皮肤白,头发也白。祖母是切尔卡西亚人——以高挑貌美著称的切尔卡西亚女子在奥斯曼后宫极受欢迎。祖母的父亲在俄土战争期间移居安纳托利亚,先在伊兹密尔定居(传说那边有一处空屋),而后迁居伊斯坦布尔,我祖父在那儿念土木工程。他在1930年代初期发了大财,当时的土耳其共和国对铁路建设投入巨资,而后他开了一家大工厂。工厂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郭克苏河两岸,制造绳子、麻线、干烟草等各种产品。他1934年过世,时年五十二岁,留下大笔财产,让父亲和伯父怎么用也用不完,尽管他们有一长串失败的商业冒险经验。接着来到书房,我们看见新生代的大幅肖像照极其对称地沿墙排列:从照片的柔和色彩可以看出它们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靠墙边是我那肥壮的大伯欧兹罕,他未服兵役便去美国学医,因此永远回不了土耳其,导致祖母终其一生面带抑郁寡欢的神色。还有他戴眼镜的弟弟艾登,住在底楼。他跟父亲一样学土木工程,一生积极参与各种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的工程计划。第四堵墙上挂了姑妈的相片,她曾在巴黎学钢琴,她先生是法学院助教。他们住在多年后我将搬入的顶楼公寓,此刻我就在这儿撰写此书。离开书房,回到博物馆的主厅,在更添幽暗的水晶灯旁驻足片刻,我们看见许多原封未动的黑白照片,告诉我们生命的欣欣向荣。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个孩子在他们的订婚仪式、婚宴、每个重大的人生时刻中摆姿势拍照。在大伯寄自美国的第一批彩色照片旁,放着大家庭成员们在城里各个公园、塔克西姆广场、博斯普鲁斯海岸合家欢宴的照片。在一张爸妈带我跟哥哥参加一场婚礼的照片旁边,放着一张祖父和他的新车在旧家花园内的合影,另一张则是伯父跟他的新车在帕慕克公寓大门外面的合影。除非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像是祖母取下美国伯父前妻的相片,换上第二任妻子的相片——老规矩依然不变: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动。虽然每张照片我都已看过上百次,每回我走进这间杂乱的房间时,仍要全部再细看一次。长时间审视这些照片,使我懂得将某些时刻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性,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逐渐认识到,在过着日常生活的同时,这些加框的场景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看着伯父给哥哥出一道数学题,同时看他三十二年前的照片;看着父亲翻阅报纸,微露笑容,尝试领会荡漾在拥挤的房厅内的笑话的结局,而在同一时刻观看他五岁——我的年纪——时候跟女生一样留长发的照片……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祖母为这些时刻加框定格,以便让我们把这些时刻与眼前的时刻交织在一起。当祖母以通常在讨论建国议题时才用的口吻提起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指着桌上和墙上的相框时,她似乎跟我一样两相为难,既想继续生活下去,又想捕捉完美的时刻,品尝日常事物的同时,依然以理想为荣耀。但即使我反复思考这些矛盾——抓取生命中的某个特殊时刻并加上框,究竟是抗拒还是屈服于死亡、衰落和时间?——我对它们却是渐感厌倦。日子一长,那些漫长的午宴、没完没了的晚会、饭后全家人留下来玩乐透牌的年夜饭使我畏惧,每年我都发誓最后一次参加,却总是改不掉习惯。尽管我小时候很爱这些聚餐。当我看着坐满人的餐桌上掠过的笑话使伯伯舅舅们呵呵大笑(在伏特加或拉克茴香酒的作用下),使祖母绽放微笑(在她让自己喝的一小杯啤酒作用下)时,我发现相框外的生活有趣多了。我心里踏实无虑,庆幸身为一个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陶醉于活在世上是为了喜乐的幻觉中,尽管我一直都清楚,知道这些在节庆欢宴上有说有笑的亲戚们,在对金钱和财产问题起争执的时候同样冷酷无情。在公寓里没有旁人的情况下,母亲老爱跟我和哥哥诉苦,埋怨“你们的伯母”、“你们的伯伯”、“你们的祖母”苛刻狠毒。一旦在所有权、制绳索工厂的股份或公寓哪一层楼给谁住等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惟一能肯定的是,永远得不到任何解决。这些裂痕或因合家欢宴而消除,但从小我就知道,欢乐背后是堆积如山的旧账和波涛汹涌的责难。我们大家族中的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女仆,而每个女仆都认为自己应当在争战中摆明立场。为母亲效劳的哈妮姆会去找为伯母效劳的伊克芭。之后,在吃早饭时,母亲会说:“艾登说的话,你听说了吗?”父亲感到好奇,但听完后,他只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就别多心了吧。”然后回去读他的报纸。假使我当时太年轻,没能懂得这些纠纷的根本原因——我的家族过的生活虽仍跟住奥斯曼宅邸的日子一样,却逐渐分崩离析——我却不会不留意到父亲的破产以及他日趋频繁的缺席。每当母亲带哥哥和我去希什利那间鬼魂充斥的房子找外祖母时,我便能更详细地听到情况有多糟。哥哥和我在一旁玩耍,母亲诉苦,外祖母劝她忍耐。或许担心母亲想搬回这栋如今她独居的三层楼房,外祖母不停地提醒我们注意这屋子缺点不少。除了偶尔发发脾气,父亲对生活几乎无任何抱怨。他像孩子似的喜欢自己的好长相、好脑筋以及他从不设法隐瞒的好运气。他在屋里老是吹着口哨,照镜子,拿柠檬当发蜡抹在头发上。他喜欢笑话、文字游戏、惊喜、背诵诗歌、卖弄聪明、搭飞机去遥远的地方。他从不是个责骂、禁止、处罚小孩的父亲。他带我们出门时,我们会在城里逛来逛去,四处交朋友,在这些出游期间,我开始认为世界的创造是为了享乐。若有倒霉事降临,烦闷逼近,父亲便相应不理,保持沉默。制定规矩的母亲眉头一扬,教导我们人生的黑暗面。跟她相处乐趣虽少,但我仍非常依赖她的爱和情感,因为她奉献给我们的时间远比抓住一切机会逃出家门的父亲要多。我人生中最严厉的功课是得知我得跟哥哥争宠。或许因为父亲几乎没有权威,我同哥哥的竞争更具意义:他是跟我争夺母爱的对手。那时的我们当然不懂心理学,于是我跟哥哥的战争最初被伪装成一场比赛,我们在比赛中假扮成别人。打斗的人不是奥尔罕和塞夫凯特,而是我和哥哥各自最喜欢的英雄或足球运动员。我们确信自己变成自己的英雄,因此全力以赴。比赛以泪与血收场时,愤怒和妒忌使我们忘了彼此是亲兄弟。每当我情绪低落,每当我不快乐或烦闷的时候,便离开我家公寓,不告诉任何人,下楼跟嫂嫂的儿子玩,或更常去楼上的祖母家。虽然每间公寓看上去非常相像,公寓里的椅子和餐具、糖罐和烟灰缸全购自同一家商店,但每间公寓都像不同的国家,独立的天地。在祖母那间杂乱幽暗的客厅,在咖啡桌和玻璃柜、花瓶和相框的阴影中,我得以梦想自己身在他方。晚间我们一家子聚在这间客厅时,我经常玩个游戏,把祖母的公寓当做一艘大船的船长指挥室。这个幻想归功于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我躺在床上时,哀伤的船笛声会闯入我的梦乡。我驾驶假想中的船在暴风雨中前进,惊涛骇浪使我的船员和乘客们越来越不安,身为船长的我则感受到一种船长的自豪,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命运都交付在我手中。虽然这幻想很可能是由哥哥的冒险漫画引发的,但与我对神的看法也有关系。神决定不让我们跟城市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以为仅仅因为我们是有钱人。然而随着父亲和伯父一次次破产,家产凋零,家庭破裂,为钱的争执越来越厉害,每回去祖母家便让我苦恼,也让我进一步发现: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

2017年5月7日  周日 晴

小姑姑一家就是从唐山来为她的二哥庆寿的。

今天,爸妈家来了一位客人,是我爸爸表哥的女儿,我应该称她为表姐立新。之前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今天初见到真人,感觉她比照片上端庄,身材也不错,个子高高的。表姐和她父母生活在100公里外的仪市,可就这百十公里,都让爸与他们相隔了十几年没见面。这得感谢我的同事李行上年底帮我们通过内部渠道找到了他们,李告诉我们大伯的住址和电话,爸还较激动,马上致电大伯,得知他们二老身体还好时蛮欣慰的,并相约春节后去看望他们。

小姑姑每次来探亲,大包小包,永远是一大堆的礼物。这次也不例外,带了渤海湾的各种海产品,还有极新鲜的河蟹。蒸蟹的过程中,有只蟹居然顶起了笼盖胜利出逃,可见其鲜活茁壮。除此而外,另有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两本书,旧书,一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沙漠丛书”中的一册,掉了封面,名字不详;另一本,则是凌叔华的小说集
《花之寺》,新月书店出版,看版权页,上面印着的出版日期是1928年,也就是说,它和我父亲同庚,按农历的纪年方式,九十岁了。

爸缘何要找他的表哥呢?从与爸的交谈中得知,这位孙大伯是我爸姨妈家儿子,因家境殷实,他的妈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中被整自杀,大伯就被他姨妈也就是我奶奶代为抚养,我爷爷到咸阳技校做教授后大伯也去那儿上学了,后来作为专家被派到仪化工作,大伯没忘记我爷爷奶奶对她的培养,工作后每月都寄20–30块钱给我奶奶贴补家用,这钱对我爸他们姊妹多的家庭来说实在是救命的钱,多年后我爸就总记得他表哥的恩惠,总想着要报答大伯。春节过后,爸便和小姑一起去仪,按着同事李给你地址导航见到了大伯、伯母和表姐,大伯八十五岁,身体还硬朗,伯母身体不太好,亲人终于见面了,尽情地叙旧与怀旧,爸约大伯和伯母,等天暖和了接他们一起来邮小住。这次表姐来邮是走亲戚,她娘舅家的孙子结婚,爸之前知道了消息,便打电话去仪,要接大伯他们来家住几天,可能是年纪大了加上身体不适,没能如愿。

打开封面,扉页上有钢笔的字迹,上面写着的大概是购书的日期:1944年3月28日。书的主人,是我父亲和姑姑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

表姐带来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那是1957年在咸阳照的,60年恍若隔世,那照片上有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曾外祖母、祖父、祖母、父亲、伯父和姑姑,还有这位表姐的爸爸和姑姑,爸爸他们兄弟六个都是在咸阳出生的,爷爷是教授,奶奶是图书管理员,爸十岁前家里的光景不错,可1958年的那场运动,爷爷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奶奶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带着这一大家里在那生存下去的,承受着巨大的你痛与逼屈拉家带口回到故乡,临走前还将最小的姑姑送给了同校的一老师家。爷爷在农场是不见天日的改造,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黄浦军校的教官,新中国机电部下属校院咸阳技校的组建者之一,被迫人拉石头、制造水泥,那是一种怎样的身心迫害,好在爷爷熬出了头,熬到了特赫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天,熬到了邓小平上台为他们平反,可那时爷爷己年近六旬,到年纪再大时,爷爷得了老年痴呆症。

原来,小姑姑是带来了他们的同胞兄弟,来参加这个亲人们的团聚。

我大伯父,是我们家一个近似传说的存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大伯父当年在北京读书,学医,毕业后做了医生。可是没多久,却突发疾病,亡故于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四十年代下半叶的事。没人敢把这样的噩耗,这样的晴天霹雳,告诉我的祖母。于是,全家人合力,共同欺骗着这个失去了长子的母亲。好在,祖母目不识丁,所以,她一如既往地、如常地,在念叨儿子的时候,在牵挂思念的时候,总会接到一封伯父的来信。姑姑叔叔们,把这虚构的远方来信一字一句读给母亲听,在信中,他们编织着各种平安、健康、美好的谎言。正值内战期间,一个人,久久不归只有问安的书信并非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就这样,瞒了不知多久,直到我的祖父去世,身为长子的伯父不能前来奔丧,方才真相大白。

祖母的天塌了。

幼小时,听家人们讲这些陈年旧事,我和弟弟就像是在听一段遥远的故事,毫不知轻重。我俩问祖母,“奶奶你怎么这么傻啊?”祖母不言不语。祖母的伤心、难过从不在脸上,我们看不见,就以为没有。几乎从没有听祖母提起过伯父,家里也看不见一张这个亡人的照片。直到我十四岁那年夏天,祖母和我们姐弟要乘火车去唐山探望小姑姑,在北京中转逗留,临行前一天,我在家里一个放杂物的小螺钿匣子里找东西,突然看见一张小照片,是那种证件照,照片上的人我不认识,弟弟也不认识。拿给父亲看,父亲说,“咦?
这张照片怎么会在那里?”原来,这个人就是大伯父。年轻英俊的大伯父,传说的大伯父,就这样,匪夷所思地,和我见面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那小小的匣子里的,那原本是一个家人常常翻弄的匣子。那天晚上,熄灯后,祖母在黑暗中说了一句,“他是知道我要到北京去了……”

也许,就在那时,我突然感觉到了,这个亡人,是一个亲人。

直到今天,我们也始终不知道,伯父究竟葬在哪里。曾经问过父亲,在他尚还是壮硕、清醒的盛年。父亲竟也说不清。当年的一切,已经没人说得清了。比如,伯父究竟死于何病?
比如,家族中谁去北京料理了他的后事?
又或者,正值内战,根本就没人能去千里之外的异地为他送行?
起初,为了隐瞒祖母,大家闭口不谈这些细节,而后来,了解这一切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伯父的死,就成了一个谜。这些年,每到清明,我和丈夫的家人一起,去八宝山给我的公公婆婆扫墓时,我会有一种深深的悲凉,我想,从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七十年来没有一个亲人,去为我的大伯上过坟。孤魂野鬼,说的大概就是他了吧?

大伯去世时,小姑姑还是一个稚龄的女孩儿,四五岁光景,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她和这个大哥最亲。一个是长兄,一个是幼妹,两人相差近二十岁,大哥对她,有一种宠溺的爱。这个大哥,原本是整个家族的骄傲,这个家族,在中原古城开封,创建了第一家西医院,在北京读医科的大伯,无疑是家族长辈寄予了厚望的第一人,也是弟妹们尊敬的人。可他对小姑姑这个天真烂漫的幼妹,百依百顺,放假回家,妹妹让他讲故事,他就讲故事,让他吹口琴,他就吹口琴,让他扎小辫,他就给她笨手笨脚地扎。开学了,妹妹说,“大哥,你别走。”这个他没有依她,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知道了。为了不让我祖母触景伤情,家里人偷偷烧掉了这个亡人的照片、衣物。但总有漏网之鱼,比如,那张躲在螺钿匣子里的小照,比如,在几十年后会和我相遇的那两本旧书。这书,是我姑姑的宝。她一直珍藏着它。搬家、迁徙,从中原到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不离不弃。1966年,“破四旧”,惶恐中,目不识丁的祖母把家里的旧书偷偷付之一炬,而这两本书,被我姑姑悄悄地藏在了她睡觉的枕头套里,她枕着它们,枕着她大哥最后的痕迹,最后的遗留———这是她亲爱的大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后来她分配工作,离开我祖母离开我们这个家,去往唐山,做了一名高炉前的炼钢工人。她学冶金,是她的兄弟姐妹、堂兄堂姐妹中唯一一个没有学医的人,似乎,她离她的长兄最远,可唯有她,保存着那证据:他的书,他留在扉页上的字迹。大地震到来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废墟堆里扒出了她的儿子,扒出了邻居,扒出了更远的邻居,大雨之中,她十个手指鲜血淋漓。最终,有一天,她扒出了她的书,它们完好无损,她哭了。

从前,从唐山到太原,乘火车,天亮时,远远地,会看到车窗外巍然挺立的双塔,那是太原的标志,看到它,就知道是到家了。这一次,我姑姑一家给我父亲庆寿,仍然是坐了夜行的火车。天蒙蒙亮,我姑姑就趴在车窗向外眺望。她望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景色。她遗憾地在心里说了一句,

“大哥,抱歉,现在看不到双塔了。”

她和大哥一起回家。